報紙創刊初期，只是週報性質，每逢出版日排版完工之後，必須交給其他印報廠印刷出版，由於交印之印刷廠路途遙遠，每週三截稿後必須開一小時之車程送稿，加上排版時間之冗長，回家時常常已經是深夜三點鐘，而一大早八點又要到印報廠取報，出報日往往只有幾小時睡眠時間。八十年代初期正逢美國經濟蓬勃興旺時期，有世界石油之都稱號之休士頓百業興旺，尤其是房地產業，報紙廣告也隨之增加，由於版面不敷使用，加上華人人口增加，我們決定每週出版二次，由於本身沒有印刷設備，必須仰賴別人印刷，而當時凡大小印刷廠都非常繁忙，幾乎沒有多餘時間來印我們這份「小報」，我們不得不到更遍遠的小鎮去找印報廠，這些廠距離休士頓更遠，往返至少二小時以上，但是為了省錢也別無選擇，因此每星期總有二個晚上幾乎無法成眠，小小的編輯部也更是「人仰馬翻」了。

八O年代初，有次我途經洛杉磯去探望一位新聞界前輩也是政大學長的劉宗周先生，向他請教辦報之經驗，也籍此向一些同行「取經」，劉學長當時給了我一段非常重要而且「震撼」的提示，他說：「蔚華，辦報一定要有印報設備，就如您開一個餐館，一定要有自己的廚房，否則每道菜都要跑到別人的廚房去，哪怎麼開自己的餐館呢？」回來後，他的這段話不斷在我腦海中盪漾，我更把這些事告訴妻子，但是要購買印報之設備談何容易，最低也要三十萬美金以上，對我們而言，真是天文數字，除此之外，我們對印刷更是門外漢，技術資金皆是困難。有一天夜晚，我從報社攜帶報紙版面前往印報廠之途中，已經是深夜時分，在回家途中看到滿天星斗，在德州一片荒蕪的大地上，我開著自己多年駕駛的本田貨車，心裡一陣陣辛酸，面對清空，內心有著許多無奈的吶喊，想到當初離開台灣時父母的叮嚀，想到家人對我的期望，而事業上又是艱難重重，真有「流落番幫」之悽涼感受。每思至此，我仍然強忍淚水，這種人生之選擇有如「過河卒子」，只有向前也無後退之路了。

從報紙改為每週出版二次之後，對休士頓華人社區而言是一大福音，也引起一些想辦報的社區僑領們之「側目」，他們想您這年輕小伙能夠在不到二年時間，從無到有，沒有任何財力及背景都能做到的事，我們也應該沒有問題，因此他們也邀集數十位「僑領」，共同集資準備來與我們「競爭」，更令我們意外是，把我們一位資深總編也「挖」走了，在他們的計謀中是要把我們從「根」拔起，這種「名利雙收」的好事，豈可讓我們捷足先登呢！

這家新報紙之出現，讓我們進入「內憂外患」的困境，編輯先生說走就走，何況是在美國這個民主社會，人人有自由之選擇。事至如此，我和妻子也只有「下海」重新「執筆」，從採訪、寫稿、打字、編排、跑新聞、發行一切只有靠自己了。我們與這家同行之競爭逐漸白熱化，他們都是休士頓僑社的大人物，每當大型的活動，他們不時上台致詞、頒獎，而且更要派出穿制服的採訪記者，我們常常被拒之門外，一些不實之傳言更是滿天飛，雖然環境對我們而言是比以往艱難，但是我不斷提醒自己：「環境越艱難，我們更要堅強。」

記得一天深夜，我從報社送稿到印報廠，正巧他們的印報機故障，來了一位修理機械師，他的名字叫羅吉士，這個名字讓我終身難忘，我們就閑聊起來，原來羅吉士是專程從芝加哥高斯印報機製造廠來修理機器的，他給了我一張名片，上面有該公司之電話、地址，在我回程途中，我做了一個一生中非常重的決定──一定要自己買印報機，第二天就掛了一個電話到芝加哥高斯公司業務部，找到他們的經理，說明我對購買印報機的興趣，雙方交談甚歡，他答應下週派人到休士頓面談。我的這項決定有如「小孩玩大車」，如何以「四兩撥千斤」的方式能讓對方答應賣給我印報機，這幾天我心中一直非常不安，但也力求鎮靜，並且保密，以防同行得到消息，在不到一星期時間，我必須準備全部的財務報表及個人資料，如何說服高斯公司貸款購買印報機。（下期待續）